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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“生态”出现词义扩大化。“生态学”已经跳出生物学领域，不断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渗透，生态学理论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展。在此背景下，生态翻译学理论产生了。

　　“生态翻译学理论”是一种“生态”的翻译观，强调其翻译方法的“生态”性。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经过深入的理论研讨和实践，于2001年首次提出“生态翻译理论”，该理论遵循西方整体主义，强调“自然选择”和“适者生存”等生物进化论思想。胡庚申教授扎根于东方生态智慧，将翻译定义为“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”[4]，这里的“翻译生态环境”被认定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。所谓的“适应”，强调的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“适应”;所谓的“选择”，强调的是译者运用翻译生态环境的“身份”，表达对译文的“选择”。“适应的目的是求存、生效，适应的手段是优化选择;而选择的法则是汰弱留强”[5]。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“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”[6]。

　　我们把完整的翻译程序看作是一个“生态系统”，这个系统在很多方面与大自然生态具有相似性。在这个系统中，“语言、文化和交际”三个维度不仅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，而且也一直都是翻译中关注的焦点，即“翻译是语言的转换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，文化又是交际的沉淀”，“语言、文化和交际”三个维度的生态平衡又是保持“文本生态”的关键。因此，生态翻译学理论关注的是“三维”转换，即呈现在“语言、文化和交际”三个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换。

　　旅游外宣材料因其自身的生态环境，呈现“跨地域、跨文化、跨社会、跨心理”[7]的文化特性，并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翻译生态环境。为了产生高度整合和适应性的翻译译文，译者必须适应旅游外宣的生态环境，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，在两种语言生态系统中完美呈现文本移植所追求的“语言、文化和交际”的三维生态平衡。因此，运用“生态翻译理论”去翻译旅游外宣文本，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翻译方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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